在大部分人的印象里朱厚照是一个天生顽劣贪玩，只会沉迷于豹房淫乐的昏君。
“上天性聪明，英毅果断，初在东宫，勤于学问，孝宗敬皇帝甚钟爱之。暨嗣极，仰遵先帝顾命，犹御文华殿暖阁，日一再讲读《尚书》《论语》《大学衍义》《通鉴纂要》等书，或朝罢天未甚明，则设烛以讲，未尝厌倦。……遇灾変，有司以闻，每为惕然，亟命文武群臣同加修省。干清、坤宁之殃，避殿降座，深自贬损，下诏哀吁，引咎自归。凡四方水旱，知小民饥歉无以为生，则亟下赈贷蠲免之令，敬天勤民之心，盖未尝不因事而裁成也。第左右近幸欲擅权乱政者，以游逸淫乐蛊上，觊遂己私，而刘瑾为甚……人知上于小人，始虽暂为所误，既觉之后，裁以大义，不为柔道所牵，其天德之刚，非汉、唐昏懦之主所可同日而语也。尤留意武事，常御鞍马、习骑射，志欲肃清四海，鞭挞四夷，河南北及山东、四川、江西盗起，命将出师，宵旰忘食，刘六辈侵犯近畿，亟召内阁辅臣，咨所以防御之宜。其后北幸宣、大，西巡关、陕，南游江、淮，皆以武备废弛，欲加整饬，而以居守之重，托诸内阁、府、部，亦无毫发猜疑。陆走水浮，风洒露沐，动涉万里，不以劳惮，又先事谆谕所过郡县毋得以供亿为名扰民致怨，盖其长驾远驭近乎武，推诚任下本于明，而勤恤民隐又止于仁，故虽频年远狩，忧世者危之，然中外宴然，迄于旋跸。方群盗窃发，聚众数万，南北驿骚，又宗藩再叛，窥伺神器，其几可畏，然辅导谋议之臣竭忠于内，奔走御侮之将戮力于外，良民则俛首以供馈饷而无所咨怨，节士则捐躯以赴患难而无所顾恤，草泽之奸随起随㓕，而寘鐇、宸濠之变皆不待王师之出而遂削平，是虽我祖宗列圣威德大功、培植深固有以建万世不拔之基，而上之英明足以詟伏奸雄、神武足以剪除祸乱，仁爱足以固结人心，盖有不可诬者矣。临崩数语，隐然有轮台自悔之意，而又念天下之事，重嘱母后及内阁处之，欲无失策，可不谓明乎哉？惟我皇明，传序至上已历九，享国百四十余年，太祖高皇帝之创造区宇、太宗文皇帝之中靖邦家，皆驱逐于金戈铁马之间，经武遏乱，大业以成。及宣宗章皇帝亦尝巡北边以讨丑虏，幸东土以削逆藩，英宗睿皇帝又锐意北征，亲犯大难，盖皆古帝王张皇六师，四征不庭之雄略也。至宪宗、孝考则当雍熙累洽之世，反戈息马，专文尚教，自是郊畿之外，不复见旄头豹尾清尘矣。上以文武并用，长久之术，故屡驾銮舆，昭布圣武，以示安不忘危之意，然究其根本，则在于委任辅相，纪纲不紊，而又无淫刑横敛以伤民心，故能保祖宗之基图，而为太平之天子也。”以上是《明实录》记载中的朱厚照的为人性格和平定宁王、安化王叛乱以及亲征北元的功绩。
明武宗朱厚照虽然有禁猪令、沉迷豹房等荒诞的操作，但是大事上没犯过糊涂，日常处理政务时也是中规中矩，也到算得上是一名合格的皇帝。反观明英宗朱祁镇“视战争如儿戏”，把国家与民族的前途与命运于不顾，导致“土木堡之变”这个让整个大明朝甚至整个汉民族蒙羞悲剧发生，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族罪人。
